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金融活动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金融的本质和运作原则并非现代文明的独有产物。早在几千年前，中华文明就已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金融哲学与智慧，这些思想不仅影响了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诸多启示。

　　《中国古代金融哲学和智慧漫谈》系列文章旨在挖掘中国古代金融活动背后的思想基础与实践方法。我们将穿越时空，回到周朝的井田制度、秦汉时期的货币统一、唐宋时期的飞钱与交子等金融创新，以及明清两代的钱庄与票号等机构，探寻这些古老智慧如何塑造了当时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秩序。

　　我们将尝试建立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思考这些古老的金融理念对于解决当代经济问题有何借鉴意义。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仅可以领略到先贤们的卓越智慧，还能激发我们对现代金融体系更深层次的认识与反思。经《金融博览》杂志授权，“IMI财经观察”特推出本系列文章，以飨读者。该系列共十二期，本文为第一期。

　　金融是近代由日本引入中国的西方词汇，在西方基于狩猎文明而产生的商业文明的背景下，金融是极具独立性的范畴。在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代两河流域，也包括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金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体系——金权，与神权和君权并立而成为社会控制权力。西方的体制发源于狩猎文明，崇尚成王败寇的实力原则，三权皆代表私利而非公义，三权并立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在这样的历史形态中，金融始终是社会运行的重要力量。例如，在古代两河流域，就有私人的职业放贷者dam-gàr成为一股独立的势力，与神权、君权相分立，古希腊时期，雅典的八大银行家之一帕西翁，在公元前370年其放贷金额就已达50塔兰同黄金（50塔兰同相当于20～40公斤）；古罗马的三巨头恺撒、安东尼和庞贝都曾欠银行家巨债。西方历史上银行家放债给教廷、宫廷、城市的事例比比皆是，而且多数战争都是银行家资助的。从这些史实中足见金权在西方社会的地位，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扩张。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是金权粉碎了神权和君权而独霸天下，构建的所谓民主政治，其本质是居于幕后的金权的统治。笔者称这种金融资本的统治为金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金融资本主义。

　　在西方社会，金融的边界是清晰的，守护着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不容他人染指。因此，西方金融学中存在着一个信条，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原则”，这一独立性主要是相对政府而言的。西方历史上的首家中央银行——1694年建立的英格兰银行，直到1946年才收归国有，且仍然是股份制的，美联储也是股份制的。可见，维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的真实含义是维护金权的统治。

　　与此相反的参照体系是中国的金融发展形态。首先，中国并不存在着西方三权并立的局面。在中国的早期社会也存在着原始宗教，以巫祝文化为代表的原始宗教将天地系统视为包容人类于其中的共同体，作为共同体的神格化代表，以“沟通天地”的方式成为参与到自然与人组成的共同体的维护活动当中，形成“天人合一”“天人共建”“天人互动”等精神实质，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根基，造就了圣人阶层，圣人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也是共同体利益的最高代表，超然物外，为整个社会建立终极道德规制，以保证共同体的运行与发展，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皆在其约束范围以内，这是一种深入内心的软约束，是一种精神约束。然而并未形成类似西方式的、具有实质权力和利益的神权。帝王是中国君权的代表，然而中国的帝王并非丛林原则下的获胜者，在道德层面，其统治权力来自于顺应天道：替天行道，方为天子。“皇帝”一词是三皇五帝的缩写，意味着最高道德和最强能力的结合，是共同体整体利益和整体理性的最高代表。所以，中国的制度制定是分层级的，圣人们制定终极道德原则，帝王们则据此制定具体的法制以保证社会秩序。这些不单单是规范大众行为的规则、法律，更多的是指导和服务社会运转、从整体角度推动共同体运行发展的程序，充分渗透着“天下为公”“天下协作”等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几乎看不到金权的影子，中国文化天然地对金权具有免疫力，私人资本不存在染指社会权力的机会。

　　可以说中国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在原始宗教阶段就生成了共同体文明、共同体体制。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预设性，先哲们为维护共同体的长治久安，早早地就针对共同体的体制结构可以进行了周密设计。例如，黄帝时期已经设立“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帝尧时期，指派官员设立历法、指导农事；帝舜时期，制定礼制、细化刑罚，并设立司徒、司空等官职，后来又有“夏礼”“殷礼”“周礼”详尽规划政府机构的设置和功能，虽然“夏礼”“殷礼”已遗失，只在孔子的语录中被提及，但作为夏商两代体制总结和升华的《周礼》却保留至今，为我们还原出当时的政府机构体系，《周礼》中已经确立了六部制（吏部、户部、刑部、礼部、兵部、工部）的框架。

　　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金融元素自然地内嵌于先哲们预设的政府体系之中，例如，帝舜就曾“债于传虚，以均救之”，在《周礼》中我们大家可以总结、提炼出完整的金融体系，货币的发行、借贷、管理皆由有司负责。其特点是由中央政府统一设立、监管、运营，并附着于政府的财政体系之中，在外在形式上完全不具有独立性，但在功能上是齐备的。因此，在庞大的、完备的政府金融基础上，私人金融的生存空间十分有限，多以非体系化的、散点式的店铺形式存在，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明清时期商帮的出现。

　　因此，中国的金融首先是政府金融，其次才是私人金融，至少两者是并行的，始终以政府金融为主导是中国传统金融的基本特征。而政府金融必然主要是政策性金融，多以贯彻政府的政策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而西方政策性金融是在私人金融中孕育出来的公共金融，或者是在私人金融资本盲目发展所导致严重失序状态下，为维持起码的秩序，在私人金融资本之间形成的一种妥协；或者通过私人金融资本之间的优胜劣汰而形成的垄断秩序；或者是迫于政府压力而让渡的一些金融资源形成公共金融。因此，形成了西方式的以中央银行体系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然而，独立性很强的西方中央银行体系并非政府金融体系，仍是金融寡头利益的代言人。

　　如果我们把货币的发行及运行范畴命名为金融，那么中国的金融自古就十分完备并高度发展，与西方并立而成为另一种范式，中国的金融范式具有自身的概念、原则和目标，中国金融范式中的概念不仅包括“货币”“信用”“利率”“票据市场”等基本概念，还拥有“平准”“轻重”“乘马”“均输”“借商”“称提”“便换”“振贷”“飞钱”“度支”“入中”“博换”“质解”“钞引”等一系列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金融概念，且其中一些概念含有宏观调控的意义，可谓宏观的金融概念，充足表现着中国金融范式中的政府金融的特征，即金融体系必须代表整体理性而服务于整体利益。

　　比较而言，西方金融是私人金融、寡头式金融、垄断式金融，而中国金融是政府金融、共同体金融、普惠式金融。因此，不能用西方的金融概念来套中国的金融历史，中国的金融发展，是中国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金融模式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仍存在于今天的中国金融体系之中，今天的中国金融仍然是政府主导的金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效率性。这里存在着鲜明对比，西方金融正在不断地从一个危机陷入另一个危机，而中国金融却平稳运行、逐渐完备壮大，中国也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没发生金融危机的大国。这其中的最终的原因在于中国金融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共同体服务的，这既是党的金融发展方略，也体现着传统金融理念的精神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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